日本女攝影師深田志穗（Shiho Fukada）曾經拍攝過一部紀錄片《日本的一次性工人：網咖難民》，
受到全城關注，更意外揭露日本社會不想提及的底層問題，有受訪者表示，「來生不想做日本人」。
網咖難民（net cafe refugee）是日本傳媒所創造的新名詞。意指生活及住在網咖裡的人，
他們未必是「躺平族」，而是靠著微薄的力量努力面對生活/生存的人，
活在網咖這個小空間已是他們目前最大的避風港。
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生活成本很高，實際情況與香港不相伯仲，
在日本有38%的年輕人，都從事著臨時工的崗位。
因為不是全職，他們得到的工資僅對方的一半，各種社會福利補貼也無法保障。
要住在網咖裡也不便宜，一個月大概的房租大約為57600日元（大約為$3160港元）。
不過設施齊全，有網有水有電，能上網打遊戲、看電影，還能抽煙，還不需要考慮物業費，自然也就成為了不少人的首選。
「在東京租一間公寓大約需要100萬日元，包括預付保證金、房產仲介費和公寓內傢俱的費用。」，受訪者說。
對於他們來說經濟壓力負擔非常大，更何況臨時工的工資一個月也大概只有二十多萬日圓⋯⋯
其中一名受訪者曾在一家信用卡公司上班，每月需要加班120-200個小時，長時間的工作讓他沒辦法回家，只能在公司打打瞌睡，就繼續起來上班。
久而久之，他的身體和心理，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問題。醫生經過診斷，發現他已經出現了抑鬱症的傾向。
得知他生病後，公司和身邊的人並沒有因此善待他。相反，還在工作中冷落他，別說升職加薪了，就連正常的公平對待都沒有了。
在日本，「權貴」被認為是不能得罪的。尤其是在職場上，因為後果是一個普通的上班族無法承受的。
就這樣，酒井無奈之下，黯然離開了這個工作了20年的地方。最初辭職時，他感覺到了內心的暢快和解脫，還玩了三個多月。
後來生活重壓下，他住進了網咖。
在紀錄片中，他也坦言自己這幾個月感受到的只有絕望，他不想再做日本人，
他想換一個環境，去世界上各個國家，每個地方住上幾年，邊工作邊遊山玩水。只要能活得自在一點。
然而因為疫情，日本政府要求關閉網咖，同時代表著居住在網咖的他們被迫離開，
找公寓，身上沒有足夠的錢；回老家，沒賺到什麼錢也丟人；找朋友，人家因為怕被傳染而婉拒……
就這樣，其中有一部分人，只好無奈流落街頭。
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努力地生活，卻被生活擊潰，
來生不做日本人似乎也不能解決，做個有錢人會更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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